舆情研究 | 报警泛化问题的潜藏风险与工作建议

舆情综述

7月31日，上海《青年报》、抖音账号“警民直通车－上海”等披露了一起“大盘鸡警情”，引发网络热议。据报道，上海一名顾客在餐馆点了份68元大盘鸡，上菜后发现大盘鸡里有土豆，而店里的土豆烧鸡块仅售38元，30元的差价令该顾客认为商家“欺诈”，并随后报警。经过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杨行派出所的民警调解，餐馆老板主动免单。相关内容经过媒体和网络大V转载后，“#上海一顾客因大盘鸡里有土豆报警#”冲上热搜榜，部分网民批评顾客“一道菜不合心意，何至于报警”；部分网民质疑顾客动机不纯，追问调解结果为何是“商家免单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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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话题热度持续，报警泛化造成的警力资源浪费问题成为舆论讨论焦点。报警泛化通常指大量非警务类求助或纠纷涌入公安机关，导致民警职责边界被无限扩大，挤占了原本用于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的警力资源。根据公开报道发现，近年来“荒诞”警情层出不穷：如有人因店家没把肉切成丝报警，民警帮忙切丝后，甚至投诉民警“刀功不好”；有人报警称聋哑人手势幅度大，是在骂人；有人因前车贴了“狗头”表情包、认为自己“受侮辱”而报警；有人因觉得插线板买贵了而报警。8月17日，观察者网发文批评“极少数巨婴碰瓷大量公共资源”这一乱象，随后该话题冲上热搜，掀起新一轮热议。中国吉林网“长白时评”称，为无效警情推波助澜的，是“谁闹谁有理”基层治理思维及其对法治根基的侵蚀，一旦公共资源一次次向无理取闹妥协，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”便会固化为潜规则，规则体系便悄然塌方；《北京日报》评论文章也呼吁，民警越是认真执法，公众越应珍惜报警权利，不要把有限的警力消耗在本可自行解决的小事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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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研判

不同于滥用、骚扰报警电话等滋扰行为，泛化警情始于真实的矛盾和冲突，接警后民警需到场处理，对基层民警精力和执法资源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。不仅如此，警方处理结果也可能随着网络曝光而形成热搜话题，舆论争议经过网络放大后，进一步侵蚀执法公信，增加舆情治理难度。

一是产生不当示范传播效应，引发复制模仿行为。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，奇葩报警行为频繁登上热搜榜，成为网络谈资甚至“流量密码”。在“注意力经济”的当下，该行为很容易催生模仿效应，而一旦模仿事件增多，不仅挤占公共资源，也会导致公安机关的处理成本被动抬升。特别是，一些自媒体摆拍视频故意碰瓷“出警”，愚弄广大网民，这种影响更加负面。例如今年5月，百万粉丝博主“抱抱盲兔”为了打造“全盲励志女孩”人设，编造“盲道被撞并被斥责”的视频，刻意制造“弱势群体遭遇不公对待”的冲突场景，引起大量网民求助警方要求严惩肇事者，北京警方迅速介入调查，证实视频系摆拍，并对涉事博主予以刑事拘留。如此微小的私人纠纷、摩擦，却需要动用执法资源进行应对和处理，本质上就是对紧张资源的过度使用，令基层执法力量陷入恶性循环。

二是负面导向侵蚀执法权威，加剧社会信任透支。从结果来看，大量本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或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诉求，往往不会让报警人受到处罚，其不合理诉求还有可能经过警方反复调解、劝导后全部或部分得到满足，有些受访警察向媒体无奈表示，“有时僵持不下，警察会自掏腰包”。这种“息事宁人”的做法表面上换来一时平息，实则把警方处理结果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，久而久之必然会加重舆论对基层执法“按闹分配”“和稀泥”“谁弱谁有理”等负面评价，进而造成公众信任的透支和公平公正规则的塌方。例如在长沙公职人员霸占车位事件中，派出所两次介入，占位车辆仍未挪走，引发舆论批评“明明是非法侵占私有财产，警察到场不执法反而调解”。当民警付出时间精力进行处置后，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仍觉得不满意，反而可能继续投诉、缠访、曝光，进一步消耗基层警力资源与执法公信力。

三是推高重大舆情发酵概率，增加舆情治理难度。现实空间中的矛盾与处置的失当，还会折射到网络舆情治理层面，形成线上线下相互叠加的复杂效应。与普通网民基于事实进行的网络爆料不同，在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话题中，个体纠纷一旦由公权力介入，舆情风险反而会升级，成为“小警情大舆情”的导火索。有的当事人故意在网上把事态闹大，通过剪辑视频、截取片段、突出冲突等方式，渲染民警出警不规范、执法不文明，甚至刻意制造对立、煽动网民激烈情绪。原本普通的治安纠纷或现场调解，就可能被贴上“粗暴执法”“滥用职权”等标签，在短时间内发酵成席卷全网的舆论风暴。对基层执法部门而言，这不仅是形象危机，更是巨大的应对挑战，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“塔西佗陷阱”。典型如深圳公交车站劝烟事件中，涉事女子用饮料泼灭男子手中香烟，被对方反泼后报警，并爆料称在派出所经历了极度屈辱的“裸检”，引发舆论质疑民警过度执法，进而掀起异常激烈的性别对立争吵。

工作建议

1. 源头：厘清执法边界 完善警情分流机制

近年来，多地警方公布的无效警情数量占比普遍在六成至七成之间。因此，公安机关需要进一步完善“负面清单”和分流机制，构建“分级分类、多元协同”的矛盾调处体系，将消费纠纷、劳资纠纷、邻里矛盾等非警务报警纳入分流范围，推动110与12345热线、综治中心等机构的有效衔接。只有从源头减少报警泛化问题，才能避免“按闹分配”“和稀泥”的恶性循环。

2. 过程：规范执法流程 强化民警权益保障

公安机关需要继续强化一线执法干警的规范化与业务培训，明确基层执法需要的规范程序和处理标准，确保处置流程和结果都经得起舆论检验。对无理取闹、缠访闹访、恶意投诉甚至暴力抗法行为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同时，建立民警依法履职容错和澄清正名机制，对因依法办事遭遇不实举报、网络攻击的民警及时保护。唯有让依法执法者有底气，让投机取巧者无便宜可占，才能修复公众对公平公正规则的信任。

3. 舆情：增强风险意识 防范“小警情大舆情”

执法机关需要增强舆情风险意识，在介入个体纠纷后要及时围绕相关舆情风险开展评估，同步开展依法处置、舆论引导等工作，通过线上线下协同治理，有效避免“小警情”被炒成“大舆情”，维护基层执法公信力。面对性别、动保、公职身份等高敏感领域的警情，执法干警需要规范言行，避免自身行为激化矛盾，诱发重大舆情；对于断章取义、煽动对立、造谣抹黑民警的行为，需依法查处，震慑不法分子，防止网络舆论裹挟执法。

4. 宣传：严守宣传纪律 避免“翻车”现象

现实中，一些报警泛化案例引发关注，源头系警方主动发布的正面宣传文章，个别基层单位将民警“自掏腰包”“不厌其烦进行调解”等做法包装成“温情执法”“人性执法”的正面典型，很容易与公众期待发生冲突，演变为“低级红、高级黑”舆情。对此，公安机关还需完善宣传审核与风险研判机制，对正面宣传文章坚持事实准确、尺度得当、依法依规，规避正能量传播异化为新的舆情风险。

来源：法治网舆情中心

分析师：彭晓月

策划统筹：付萌 

新媒体编辑：刘思源

来源： http://www.legaldaily.com.cn/index/content/2026-10/08/content_9468999.html